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

杨度曾两次东渡日本负笈求学。求学期间，杨度目睹了曾经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的东洋岛国，在“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繁荣富强的景象，他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也使他在埋头学习西方政治理论名著时，更加关注中国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最初，杨度是君主立宪的拥护者，著述长文阐释了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而对孙中山发动的民主革命并不认同。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曾与孙中山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

1915年，杨度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受宠若惊的杨度不辞辛劳，积极联系当时的社会名流严复、孙毓筠等六人成立“筹安会”，帮助袁世凯在1916年称帝。但是，这场闹剧很快以失败收场，杨度也成为国人眼中的“帝制祸首”而遭挞伐。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再次使杨度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转变，当他看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纷纷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时，回想起1905年与孙中山之约，便于1922年赶往上海，对孙中山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

新申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

孙中山逝世后，杨度在全身心投入到为国民党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结识了中共著名领袖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杨度曾阅读过许多李大钊发表的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当杨度向李大钊坦露自己政治主张失败后的内心苦闷时，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正是在与李大钊交往的过程中，杨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度看到一个个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慷慨赴死，思想受到极大震憾和洗礼。1929年秋，杨度不畏白色恐怖，郑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杨度秘密入党，并与周恩来单线直接联系。后来，周恩来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后，转由夏衍与杨度单线联系。到此，杨度终于在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找到方向，完成了从力主君主立宪到信仰共产主义，从鼓吹洪宪帝制的“罪魁祸首”到一名共产党员的华丽转身。

杨度的入党动机

杨度的人生际遇和政治态度几经重大转变，使一些同志对他的入党动机发生怀疑，有的人认为他是投机分子。杨度也曾有过困惑，他很苦恼地对自己与党组织的单线联系人夏衍吐露心声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周恩来也了解一些对杨度入党的怀疑和责难，他对杨度说：“皙子（杨度）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周恩来总理临终嘱咐公开杨度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严峻形势，杨度的秘密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最初仅有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时间里，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家谈论中一提到杨度，一般只知道他曾经是帮助袁世凯复辟的“筹安六君子”之首。1975年冬，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嘱咐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杨度搭救李大钊未能成功

1927年4月，正在暗中积极支持北伐的杨度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汪大燮也在场。在交谈中，汪大燮无意中透露了张作霖准备大肆扑杀共产党员的消息。此时的杨度与李大钊已经成为挚友，得知消息后他心急如焚，中途借故匆匆离席，回家后立即让儿子紧急通知李大钊。由于各种原因，李大钊和30多名革命志士最终还是被捕。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毅然以4500块大洋卖掉了在北京的“悦庐”公馆，上下奔走，打点疏通关系。但是，非常可惜，杨度的努力没有成功，北洋军阀最终还是将李大钊残忍地杀害了。杨度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促使他形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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